在网上常看到转贴的郎咸平教授的文章。上次看到他写的一篇有些分量的文章，还引用过他文中的一个数据。不久有人指出，该文不是郎教授写的，郎教授已在网上辟谣。这次，又看到郎咸平谈中国面临的八大危机，读完该文后，我真希望郎教授出来澄清这又不是他的讲演文稿。但是，这篇演讲，反而不见郎教授出来声明不是他说的。张五常教授几年前曾说过郎咸平是学管理的，不懂经济学。当时还以为是同行相轻，现在看来，的确是有感而发。

（1）郎教授认为，中国的房市和股市泡沫化，政府有必要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的调控的目标是错的，这是第一大危机。

 
观点的问题，我历来认为是争不清楚的，在没有被事实证明前，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一家之言。我不敢说政府的调控目标是正确的，郎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既然郎教授说政府的目标是错的，那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郎教授说：“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整个国家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因此我们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笔资金——虚拟资金。第二笔资金就是在目前大面积腐败之下的腐败款大量进入楼市和股市，第三笔资金就是各位熟知的国际热钱，第四个资金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项和第四项”。

在这里，郎教授首先创造了一个经济学的术语，“虚拟资金”。这一术语是从马克思“虚拟资本”一词转意而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 ”，而这种支付凭据作为商业信用的工具，它已包含虚拟资本的成分。“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 （1）这里有两层意思，它是商品交换派生的有价证券；它可以脱离货币和现实资本流通。具体说，它指债券和股票，借贷信用，期票、汇票、有价证券，以及由投机票据等形成的资本的总称。马克思的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西方经济学的约定。然而，郎教授的“虚拟资金”的含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内容，也不属西方经济学的约定。它是指: “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经济学的概念是可以创新的，但是，至少要符合语言习惯和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约定，要让人看得懂。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自己手中的现金；二是用自己的信用从金融业得到的借贷，但在它们投入股市和楼市前，都是实在的资金，并无虚拟的性质。尽管股市和房市可以把实在的资金化为虚拟资金。但是，企业不投入实在的资金，就不能完成资金向股票和房地产资本或资金的转化。企业的资金是投资于生产领域，还是投入股市和房市与资金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把虚拟资金与实在资金混为一谈，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看，都是容易引起混乱，难以说通的。

在这篇演讲中，我们也看不到郎教授所指的投资环境恶化的具体事实和统计数据。搞不清楚，他的环境恶化，到底是指能源，交通，通讯的基础投资环境的恶化，还是指劳动力素质降低，劳动成本提高，或者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等等。从郎教授的文章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推断，企业的资金选择投入股市和房市，那一定是投资环境恶化！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本或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市，许多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如果股市和房市获利快;获利高于企业投资于本行业，即使企业投资环境没有恶化或有所改善，资金或资本也会流向股市和房市。甚至，企业对股市和房市获利预期的误判，也能左右资金或资本流向的转变。在众多影响企业资金投入的因素中，企业投资环境恶化充其量只是企业资金流向改变的一种可能。在没有深入调查，得出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把企业投资环境恶化从众多的可能之中抽象出来，作为企业资金流向改变的唯一原因，难免有信口开河之嫌。

郎教授认为，企业该投资而不投的“虚拟资金”和贪官的腐败资金投入股市，是比国际热钱和老百姓的储蓄更重要的造成股市和房市泡沫化的两大原因。我不否认这两部分资金对股市房市的影响，更不否认流通中贪官的腐败资金的存在。但是，郎教授要说“虚拟资金”和腐败资金是导致股市和房市更重要的原因，至少要让读者看到这四部分资金投入的金额和比重。否则，读者和中国政府又怎么能相信你的所说的这两部分资金就是最重要的呢？进而言之，既然你郎教授的最重要的原因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来证明，你凭什么断定政府的调控目标是错误的，是中国面临的第一大危机呢？用实在的数据说话，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

（2）政府的调控办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金融风险。

这是郎教授所说的第二大危机。他认为: 当年日本与美.英. 德. 法等五国签订的广场协议, 强迫日元升值, 几乎摧毁了日本经济。而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美国财政部通过各种渠道压迫日本降低利息，放宽信贷，造成流动性过剩，导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这是日本长达十多年经济衰退的原因。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投资环境恶化，企业挤压出来虚拟资本流入股市和楼市。中国政府通过提高利率来限制流动性过剩是错误的，会使企业不堪重负，造成货币紧缩，积累下去将引发金融危机。

郎教授把“日本经济的几乎崩溃”的原因归日元升值，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道理十分牵强。

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
广场协议前，1982、1983和198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68.5亿、208.0亿和350亿美元；贸易盈余分别为69.0亿、205.3亿和336.1亿美元。同期，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分别为121.5亿、181.8亿和330.8亿美元。广场协议后， 1985、1988和1992年，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同期，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491.7亿、796.3亿和1175.5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由1984年的263.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70.5亿、2000年的3616.4亿美元。到2003年8月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5551亿美元。日元升值，并没有减弱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扩大之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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